就业总量稳定和重点人群就业困难的矛盾

当前，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是其平均年龄已经从二〇〇八年的34岁不断提高到二〇一九年的40.8岁，中青年农民工占比持续降低，这些会对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率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偏慢，必然导致身份歧视、收入生活水平低等问题突出，在就业上表现为农民工就业的不充分性(正规就业比例偏低)，由于农民工很多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这类部门通常是劳动保护不力，容易产生欠薪、失业、工伤等就业安全问题。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挤压农民工需求。

二〇一九年，农民工在三产就业的分布比例为0.4:48.6:51.0。农民工就业集中在工厂、工地和低端服务业。从收入可以更清晰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二〇一九年农民工年平均收入47544元，相当于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口年平均工资的52.5%，以及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口年平均工资为88.7%。

这些行业不但比较辛苦，而且稳定性差，收入较低，职业上升空间较小。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科技飞速进步的背景下，技术改进和资本深化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机器或机器人代替了人工，大量制造业重复操作的简单岗位被替代，低端劳动力过剩，农民工低成本优势将明显减弱。

另外，一些领域和区域的隐性失业问题突出。这一问题因体制机制的原因，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普遍，特别是大量存在于那些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僵尸企业”分布较多的行业中，如钢铁、煤炭、化工、石油加工等传统重化工业。这些行业或企业，在面临连续多年亏损时通常通过降薪、缓发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等来避免直接裁员，致使企业负担沉重。

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去产能去库存的力度，必然使这些行业或区域的隐性失业显性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当地就业形成较大压力。这些问题从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和质量两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约束，一方面蓝领工作的不足，影响部分制造业、建筑业的成本优势，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加速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和质量偏低，则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结构性问题是研究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键

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在发达国家、中国等形成，即中低速增长下便能实现充分就业。中低增长对应低失业率(在中国则表现为中速增长下的低失业率)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常态。

奥肯定律的基本关系依然没变(经济增长与失业率成反比)，但两者的数量比例关系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较低的增长率对应充分就业，而过去是较高的经济增长对应充分就业，均衡点出现了明显的下移，这正是我们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及中国所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在某些理想状态下，在全球发展的新时代，经济增长、失业、通胀的关系会呈现“三低”现象，即低增长、低失业、低通胀。

中国当前表现出的“经济增长放缓与失业率降低的背离”和“就业总量稳定和重点人群就业困难的矛盾”的现象就是在全球新趋势下的中国特点。研究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量关系不是不重要，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来说，更重要的分析数量背后的结构因素。

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从二〇一〇年的74.5%的高点持续下滑至二〇二〇年的68.55%，绝对数也在二〇一三年出现拐点后加速减少。原有经济增长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收，以及低成本劳动力对经济的推动，这两者间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向供求基本衡或供不应求转变，求人倍率在二〇一一年首次超过1。

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征已经不再是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结构变化之一。虽然中国就业人口总数自二〇一七年起开始下降，但7.7亿人的就业仍有巨大的压力。从上述分析看出，当前中国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业。

总量问题不是不重要，就业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不同步以及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匹配。就业的结构矛盾是影响就业质量进而影响经济质量的重要“短板”。严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就业的质量效益不高，进而影响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效率。

就业低端化必然导致产业的低端化，反而亦然。优化就业结构或优化产业结构都能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优化就业结构对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一是替代“人口红利”的“人才红利”变得重要。劳动力成本将长期刚性上升，建立在劳动力便宜基本上的国际比较优势将发生替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将呈长期趋势性下降，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形成新的国际比较优势，才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劳动力与产品或其他要素关系的发生逆转，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

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一种发展的“倒逼机制”，使得加快产业升级和建设创新型经济既迫切又不可逆转，更好的发挥人才的作用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拐点”。

二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明显约束。过去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很大一部分是“隐形失业”人员，农村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因而，从统计数据的关系上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经济增长的就业效益，劳动收入在GDP占比中一直偏低。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更加敏感，特别是经济增长波动与就业波动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由此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必须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侧重于资本、产品、产业发展的分析，要逐步变成重视就业、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通过就业高质量发展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下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大变化，将对经济长远发展与宏观政策制定产生以下四个方面影响：

一是低失业率趋势形成和就业总量压力减小，有利于他组织手段由偏于短期转向更加重视中长期。对中国而言，增长减速下保持较充分就业，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十分有利的系统环境，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二是中低增长与低失业率的组合，降低了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新的宏观经济关系下，要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便会遇到就业供给的瓶颈，面临劳动力不足、工资上涨过快的约束。当然，反过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力将有利于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质增效和提高创新能力上。

三是中低增长下的低失业率现象，也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增加了难度。特别是为对冲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系统的冲击，主要发达国家史无前例的货币、财政宽松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极易产生高资产价格泡沫及部分产品结构性过度上涨等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滞涨”的风险。

四是就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经济快速增长对结构性失业问题不但不能解决还可能会加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体就业质量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就业问题实际上是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的问题。

中国就业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着结构性问题，从长期来看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在不解决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情况下，单纯采用总量刺激的增加就业岗位的措施不但效果有限，而且还可能引起滞胀。

就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不只是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更是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的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供求在量和质上更好的匹配。稳就业不仅要保障就业的数量，还要逐步提高就业的质量，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劳动力的效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